要闻:美国民族主义的多重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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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族主义的两种以前传下来就如美国性格中截然不同的两面，决策了美国国家认可以及美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政策。美国正是这样一个将最现代与最保守的理念融为一体的国家。美国民族主义的两种理念是“正确”还是“错误”？让我们一起跟随英国阿纳托尔·利文教授来寻找答案。

阿纳托尔·利文教授的研究树立在美国过去和当代著名学者的著作之上，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哪些通过对美国历史和文化的剖析来理解麦卡锡主义和越南战争的那一代伟大的思想家，但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思想家的作品除了在学术圈小范围内流传以外，当今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它们几乎一无所知。

人们并不常用“民族主义”的视角来注意美国政治和文化。绝大多数美国人将他们对国家的感情称为“爱国主义”，或极端一些叫作“超级爱国主义”；如果诉诸意识形态，也可以称作“美国主义”。国内外对美国的批评倾向于把观察力放在美国“帝国主义”这个名词上。当今美国确实存在秉持帝国主义观点和目标的重要社会力量，尽管他们影响很大很大，但人数并不多。这些人首要活动在知识界、外交界和国家安全行业，特别是哪些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

为了鼓舞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计划，推广“民族主义”往往是一个必要的手段。与以前传下来帝国主义时期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同，绝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或者说美国拥有一支帝国。现在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普遍失望，要求从阿富汗撤军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现象表明，美国人民并没有对维持一个“直接帝国”需要的长时间付出和牺牲做好准备。事实上，小布什政府史无前例地将对外战争和减税相结合的方法显示，共和党并没有期望美国人民会为“美国帝国”做出牺牲。

当代美国文化对服兵役和自我牺牲持负面态度，但美国文化历来包含了孤立主义的强大基因，这可以从2009年茶党运动以及后来奥巴马政府实施的政策中体现出来。当然，孤立主义是一种多而杂现象，它不仅是一种单纯想要从世界中抽身的欲望，尽管这种欲望丝毫没有疑问存在，但它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美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救世主情结，具体表现就是相信美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山巅之城”。这种信念往往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采取的单边主义政策相吻合。孤立主义的这一面，使美国人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没有其他办法，不得不和哪些令人恶心的、低劣的外国人打交道，美国就必需强势掌控整个过程；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不能受外部控制，也不必接受外部建议。

与历史上的其他帝国不同，美国的民族认可基础是对民主的一再，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信条”。尽管在国内实施的美国民主并不完整，对外推广常常言不由衷，民主的信念确实给美国人设定了底线，在对其他民族的直接控制方面不会走得太远。因为此，1945年以后的美国一直是一个“间接帝国”，这更像17世纪时荷兰对东印度的控制，而非18世纪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

但就大多数美国民众来说，即使是“间接帝国”，也是被否定的对象。为了把自己的帝国主义计划灌输给美国民众，小布什政府小心谨慎地对此进行了包装：一方面声称这是传递美国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行善战术；另一方面又声称这并不是在捍卫美国帝国，而是在捍卫美国本土的安全。

大部分美国民众不仅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且在他们认为美国有可能会遭到袭击时就会表现得非常好战，正如美国大革命时期军旗上画的响尾蛇发出的警示一样：“成千上万不要踩到我尾巴！”（这个口号被茶党使用，尽管是作为个体反对政府的口号。）这种态度被美国当时的民族主义偶像——约翰·韦恩扮演的角色诠释得淋漓尽致。在他最后一部电影《枪手》中，那位职业枪手的临终独白是：“我不能被冤枉，我不能遭受屈辱，我不愿被别人指手画脚。我不会对别人这样，别人也不要对我这样。”

如果作为表达个体骄傲、荣誉与自卫的方法，这些话确实让人感到同情，甚至让人钦佩。但是，有一句18世纪的谚语更能体现美国人的优势，即“把大衣拖在地上行走”。这句谚语的意思是，一个体故意把大衣拖在地上走路，这样别人就可能踩到它，于是他就可以借此挑起争端，与人决斗。当前，我们可以说美国的帝国主义者正在全世界找碴儿（拖着大衣走），美国民众却对此视而不见。帝国主义者就等着别人踩到他的“大衣”，然后燃起美国民众“别惹我”的民族主义愤怒情绪。

美国的这种以前传下来还意味着，基于简单、没有方向和本能的孤立主义，茶党的政治代表不可能比共和党在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和平、更加多边的合作方法。

美国民众的这种思维方法首要是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造成的。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外交专家们至今仍然奉行帝国主义和单边主义。他们利用茶党的沙文主义偏见，垂手而得地操控华盛顿的茶党代表们，以支持美国的全球战术。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能够理解哪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统计数据了。比如，绝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他们国家有20%的预算是用作对外援助的，但事实上，真实的数字只有1%，是全部发达国家中最少的。这些数字正好让一点国际上的批评家谴责美国是一个自私自利、没有远见的帝国主义霸权国家。但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人在国内和私人慈善事业上却表现得非常慷慨大方，这种奇怪的、令人遗憾的针对证明，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甚至能够摧毁最崇高的理想。

美国民族主义的两个灵魂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主义一样，美国的民族主义也有多面性。阿纳托尔·利文教授并不试图要面面俱到，他探讨在形成美国民族主义的历史过程中的两个最重要因素，以及两者之间多而杂的关系。埃里克·埃里克松曾写道：“每一个国家的性格都是由截然不同的两面所构成的。”在本书中作者将证明，这对描述美国来说，真是恰如其分。美国正是这样一个将最现代与最保守的理念融为一体的发达国家。

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理念冲突，导致美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两极化。国会中的僵局已经影响了美国政府的从业效率，对美国经济造成灾难性后果。而这种冲突所反映的美国社会与文化态度的分裂是自越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美国白人新教徒之所以投票给共和党而非民主党，只是由于两党在一两个道德问题，如堕胎问题上有分歧。当涉及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时，两党的差别就更大了。在2003年的一次民调中，称自己“非常爱国”的共和党人有71%，而民主党人只有48%。而这次调查结果还反映了种族对政治忠诚度的影响，比如有65%的白人称自己“非常爱国”，而黑人的比例只有38%。在美国商业界，对何为“犯罪”和“忠诚”的区别就更大了。

但事实上，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决策了美国国家认可的总体性质，以及美国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政策。小布什政府正是这么做的，它并且利用了两种民族主义的话语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此外，阿纳托尔·利文教授详细证明美国民族主义的第一个主体理念，也就是所谓的“美国信条”，他称之为美国民族主义的“正命题”，即美国国家和宪法的根本大体上：民主、法治、个体信仰等一整套理念。正是这些大体上形成了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帮助美国融入了由世界其他民主国家共同组成的大家庭。其他民主国家也信奉相似的大体上，但在美国，这些信条还有一个特殊的作用，就是将“千差万别”的美国人联系在一起。正如“信条”这个词所含蓄的，这其中包含了意识形态和某一种宗教狂热的因素。

虽然美国人对民主的信仰本身是令人敬佩的，但美国人对现行宪法的盲目忠诚，正如茶党所表现的那样，成为一个阻碍社会进步的棘手问题，这部形成于18世纪晚期的美国宪法在多大程度上还能完全适用于21世纪的美国？当前，即使对现行宪法进行一点相对微小的修正（美国历史上曾数次通过宪法修正案）竟然也已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仅是因为国会政治陷入了僵局，还由于大众对美国宪法的宗教性狂热。

形成美国民族主义的第二个因素，阿纳托尔·利文教授称之为美国民族主义的“反命题”，首要的根源是种族宗教原因。这种以前传下来也被称为“杰克逊式民族主义”，是以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的名字（1767—1845）命名的。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幅员极为辽阔，各地情况又千差万别，在历史进程中，这种民族主义在不断演变，因为此持这种民族主义的人角度也非常多而杂。

与单一民族国家，如波兰或泰国等不同，美国民族主义的以前传下来由多个不同的身份和感情因素组成，这其中有怀有本土主义情感的美国最早期的白人文化，也有独特的南部白人文化，还有种族游说团体的信念和计划。美国高度多样性的民族和公民认可感在茶党成员的多样性背景中也有所体现。

丝毫没有疑问，美国这种本土主义特征与美国信条和公民民族主义的大体上是有区别的。虽然本土主义的多个特征只是美国独具的，其中最出名的是新教原教旨主义以及他们对美国宪法的宗教式狂热信仰，但这种本土主义与世界更大范围内的种族—宗教式的民族主义也有相关。这种经久不衰的本土主义情感曾经在一个众多媒体转载的说法中体现出来，即奥巴马总统不是在美国出生的，不是美国公民，这种说法在共和党人当中更为普遍。一般情况下，美国民族主义中的这一面是从属于美国信条的公民民族主义的，这才是主导美国官方和政治文化的正确言论。但是，在国家面临危机或冲突的时代，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往往就浮出了水面。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特殊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种族—宗教因素起到了决策性作用，这对反恐战争将产生极其危险的严重后果。

1983年，美国新保守主义学派奠基人之一，欧文·克里斯托尔曾经写过一段话，总结了为什么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应该被称为“民族主义”而非“爱国主义”。他写道：“爱国主义源于对国家历史的热爱；而民族主义源于对国家特殊伟大前景的期望……美海外交政策的目标必需跳出狭隘的‘国家安全’字眼，它应该由国家的使命感来定义，追求的是‘世界大国’的好处。”

克里斯托尔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分与另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肯尼思·米诺格对二者的区分相呼应。米诺格将爱国主义定义为一种保守的、希望保持国家原样的情感，而民族主义则是对一种理念的忠诚，它对国家的概念是抽象的、不切实际的，往往伴随着一种要承担人类使命的信仰。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带有某一种革命的锋芒。21世纪初的美国政治文化中当然带有很强的爱国主义成分，是对美国国家制度和美国存在方法的一种特殊情感，但与此并且，它也带有某一种革命的成分，即拯救世界的救世主情结。

美国历史学家和社会批评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7—1970）曾经写道：“弥漫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最显著的一种倾向就是要进行‘道义上的十字军东征’。如果不用常识和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个倾向，对美国来讲，早晚都会致命。”事实上，这一幕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上演了。伊拉克战争的悲惨后果已经使美国公众清醒了，他们开始反思美国政策的正确性。当然，当初正是小布什政府这种救世主式的“十字军东征”需求把美国拖入伊拉克战争中。

如果米诺格和克里斯托尔对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分是比较有效的，那我们必需承认，相较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个词更适用于描述当前美国人对国家的情感。这种感情更像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后起国家对现状“不满”的民族主义，与大英帝国那种满足于现状的爱国主义截然不同。

如果说美国民族主义的一面是激进的，因为它期待着“国家的未来，非凡的伟大”，那么它的另一面也是激进的，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回忆那个理想化的过去。这样，美国文化中这两面之间的矛盾将与日俱增。一方面，公民民族主义乐观地相信，美国必然的伟大源于普世价值；另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或者与美国自己的过去相比，美国在很多方面却都在衰落。事实上，美国的命运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变化，美国人对此感到深深的忧虑和迷茫，那种想回到辉煌过去的情感不可不使地得到加强。

这种“反命题”正是美国激进保守主义的核心特征。共和党右派，特别是天主教右派和茶党等，口口声声要“夺回”美国，重建过去那个更加“古老、纯洁”的美国社会。正如我们将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要探讨的，长时间存在于美国文化和政治中的这种倾向正是多个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宗教式虔诚的体现。当然，这也一直是对美国社会、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和种族焦虑的体现。在2008年经济衰退、中国崛起以及第一位黑人总统诞生后，这种呼声再次响起。

过去，这种焦虑感首要是缘于“本土”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苏格兰-爱尔兰人已逐渐失去了对社会的掌控权，此外还有对阶级关系的焦虑。在过去，阶级焦虑体现在美国乡村和小镇与移民充斥的大城市的对立上。现在，这体现在美国以前传下来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上，这种恶化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开始，2008年以后呈加速变化的趋势。

美国经济、文化和人口结构近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部分美国人都有一种深深的挫败感，那种认为美国高高在上、无往不胜的观念也遭到削弱。这一代美国人在国内的焦虑感外溢到对外部世界的态度中。2002年，64%的美国人认为“我们的生活习性必需得到保护，不能受外国影响”，而持这种观点的英国人只有51%，法国只有53%。美国人持此观点的比例介于西欧国家和快速发展中国家之间，如印度（76%），但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印度和其他快速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最怕的“外国影响”首要是指美国。

正是这种恐惧感使多个美国民族主义者变得愤世嫉俗、对外界充满敌意，这恰恰与美国的外部形象或者自我描绘的形象截然相反，因为美国一直是以成功、开放、富裕与慷慨闻名于世。近年来，这一代美国人充满挫败感、极度仇外，他们将这种情绪发泄到国内外的“敌人”身上。

《美国的正确性和错误》，作者:阿纳托尔·利宾，译者:孙晓坤，中信出版集团株式会社出版